汉字起源与良渚文化刻符的走向
中国艺术研究院
任平
良渚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按照通常的观念，文明包括了文字的诞生这一重大事件，那么与中华文明产生相关联的汉字起源问题，也就在良渚文化研究中被提了出来。文字起源当然牵涉到很多因素，在对良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中，最让我们直接注意到的是在良渚陶器、玉器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纹饰。
从研究文字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良渚文化刻符”定义为除良渚文化“神像”和明显为美化装饰图案之外的一些刻画符号。这些符号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即与语言中的词或词组、短语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应该说，这些刻画符号有的也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他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或可能具有的“语境”是与图案有明显区别的；而“神像”和装饰性图案，虽然也可以兼具“语义”或用某些短语来加以解释，但其作为某些观念的物化和主要作为顶礼膜拜、观赏、修饰的功能是众所公认的。正如良渚文化的衰亡成为人们饶有兴趣、不断探究的一个谜，良渚文化刻符的衰亡也同样随之成为学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由衰亡还可以引出关于这些刻符的走向。良渚文化究竟给我们现在所知的传承有序的中华文化带来了些什么？良渚文化刻符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即使没有充足的实物来说明、解答，也应该有符合逻辑的、以可考文献为佐证的合理阐释。文字的萌生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我们看到的良渚文化刻符那么稀少，少得几乎难以据此推测任何与古代良渚人的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从中找出对了解良渚文化研究有用的讯息。何况对这些刻符的衰亡与走向的研究，不仅仅是关于良渚文化本身的讨论，其意义还可扩展到关于中国早期民族文化的建构，文字在文化分散聚合中的生成与生存状态以及文化因子的遗传方式等问题的思考。
人类文字的起源问题，是文字学也是文化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各地都有文字“神造说”，中国则将汉字创始之功归于沮诵、仓颉。他们可能都实有其人，或是一类人的代表。晋卫恒《四体书势》古文赞云：“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据唐兰考证，沮诵可能是祝诵，也就是祝融。湖北大溪文化遗址出陶符文，其地古为夔子国，正是祝融之后，所以沮融作书，还是有根据的。（1）关于仓颉的文献就比较多了，主要是称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晋索靖《草书状》），“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宪。”（《仓颉庙碑》）（2）仓颉活动在渭河流域今陕西白水一带，属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山西芮县出土的彩陶，都有鸟文图案，与仓颉造字起于鸟迹的传说不无关联。沮诵在长江中游一带，仓颉则在西北，可见文字产生之地不止一处。当然，他们都是“黄帝之史”，要“立制”、“作宪”，具有将不同字符融合使用的条件，他们必定是早期汉字的整理者和改善者。作为个人，不可能是文字体系的创造者。而近数十年考古的发现，更可见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遍布各地，西北至黄土高原，东南至长江中下游，以至海滨的古东越、南越，云贵高原的古滇越、剽越，都出现陶符。再将眼光放到全世界，现已发现的有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雷夫陶器上的符号，有印度河谷出土的陶符，有在墨西哥发现的符号，有俄罗斯境内高加索地区发现的符号。早期陶符几乎在所有新石器时期遗物上都多多少少可以发现。人类运用简单的符号来记事（进而记言），几乎可以被看作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标志。所以符号学家常常说，人不仅是理性和道德的动物，亦是符号的动物。
中国历年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刻符，数量已不少，但同一地区的同形符号，在含义上未必相同；不同地区、不同器物上的同形符号，甚至域外的同形符号，有时亦可能作出多种解释，当然也有不同形的符号表示相同或相近意义的情况。《说文》曰：“文者，物象之本。”文即“纹”，从广义来说包括纹饰的花纹和图形文字，二者都以物象为依归，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纹饰的主要作用在于美观，纹饰取材于何种物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群体的普遍信仰，如半坡的彩陶多绘有鱼文、蛙文，这可能与该地先民的动物崇拜（或为图腾）有关。江南出土的陶文，今天看来有些属于刻符，也有的属于二者之间，尚难归属。所以饶宗颐先生说：“符号可能重复表示作为器物的一种纹饰，以连串排列成为某种特殊的纹样，或者被人从连串的符号中选取一二个符号来作为陶物上的标记，这种标记使用久了，逐渐与语言结合，给予某些称谓和名目，因之成为文字，在使用字母的国家，这种符号有时可能还被遴选为某一字母。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如下式：
初文（文字）
纹饰（符号的重复表示）——符号〈
字母
人类在未有文字以前，似乎是要经过使用纹饰与符号的阶段，器物上的款识在纹饰与文字的中间，还有符号这一漫长阶段存在。汉字发展过程中，40年来考古学的成果，各地发现了无数的陶器符号，正证明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3）但饶宗颐也不简单地认为符号就是从“图样”中“选择”出来的，不仅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有若干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而成为护身符”，而且还有“先为符号，有某种特定意义，然后把它连续串成重复图样”的。事实上，原始社会里用来表示数量的符号以及少量抽象图形——记号，跟那些“图样”——文字画是有区别的。它们也跟文字产生有关。
符号既包括了较抽象的文字画和记号，它被允许与语言中的词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人们用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从广义上说，这些图画和符号都可称作文字，而从狭义上说，文字一定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文字系统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之前，他们只可能直接用图画来代表事物，而不会想到用它们来记录事物的名称——语言里的词。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文字才有可能出现。”（4）所以，按狭义的文字标准，良渚文化及新石器时期类似的符号能否称作文字还大有疑问；至于是否汉字的直接始祖，由于对良渚文化主人的种族和语言尚未可知，也是难以断言的。
文字（狭义的）产生之前有一个“陶符时代”，是被世界各地考古成就所证实的。由于人类思维的同一性，某些记事的符号会在不同族群中呈现相似性。笔者曾探讨十字形及各种变体，它们在世界各地都被使用，其共同的含义——太阳、神圣、周而复始，证明了人类创制符号、使用符号、理解符号上的共通性。
但某一聚落使用的符号并没有发展为文字的必然性。不是所有的刻画符号都能转变成文字。如果在单一区域内，聚落小，生产水平低，人们只需模仿、口传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便可以生存、繁衍，当然就不需要以文字作为交流工具了，甚至用以帮助记忆的符号也很少。只有在较大的聚落里，要组织较复杂的生产活动、军事活动、祭祀仪式等，才有必要用复杂的符号来记录，以传播和保存那些重要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一 较早的符号和文字画，主要表示部落和族群的标志、信仰、祈望和祝愿，与生产本身相 关的反而很少；
二 文字大幅度产生往往跟聚落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关，而文字系统的形成必然在相对统一的国 家形成之时。历史上由于战争、迁徙、自然条件变化等因素使得原先封闭的聚落有了交流 和交融，符号也必然作为文化相互渗透；政治的强势未必是文化的强势，但作为战胜者必 定要选择最有利于统治的文化形态，如果被战胜者的文字符号中有先进合理的部分自然会 被采用。古代罗马战胜了希腊，却接受了希腊的文化并吸收改造了希腊的文字为自己所 用，就是例子。
三 部落或部落群的酋长们不必掌握文字，也不是文字的创造者。文字的创造者、整理者、改 良者，恰恰是“王者”周围的“史”和“巫”。仓颉是黄帝之史，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史和巫都 是记 “大事”的，所谓大事，也就是祈年、祭天、祭祖、战争、封赏等，对生产知识的记录 反而相对较少。这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证明。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产生、生存和衰亡，必然是在其特定条件下，遵循上述规律经历的过程。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有50多个，其中何天行在良渚黑陶上发现的10个还未必可以确信。那些黑陶片早就遗失，我们看到的是何先生的描画文。就比较可靠的40来个符号而言，可以从直观上将其分为四类：
良渚文化刻符必然在良渚文化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与人文环境中产生、发展。我们今天只能从物质遗存中寻找以上有关良渚文化的信息。墓葬、祭坛、土垣、城址、村落、水井、玉器、黑陶、丝绸等组成连续的“物质话语”，而礼制、习俗、科技、文艺等组成的“精神话语”，不仅是靠考古遗存研究，而且是靠多学科研究和思想分析才能有限的“复原”的。一 图画性较强的多符排列，如1987年余杭南湖出土的8个符号，李学勤先生曾试释读为“朱旗 践石，网虎石封”（5）；
二 抽象性较强的多符排列，如1976年吴县澄湖出土的4个符号，李学勤也作了试释读：“巫钺 五偶”。
三 单个的抽象符号，如各地出土的十字形纹。
四 单个的图形，如良渚玉器中的各种鸟和三尖台形。这可能很难读出词，但肯定是某种观 念、精神的象征。第一、二类可以看作与语句有了一定的关联，这是良渚刻符比其他刻符 先进之处。虽然对澄湖的四个符号笔者另有理解（6），但联系其他遗存，仍然可以推测 良渚文化时期可能还有更多的较为先进的符号。
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流域，主要在环太湖流域，又集中于余杭一带。余杭的良渚即该考古文化得名所在。环太湖流域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用现代遥感技术推测可知4至5千年前这里有非常好的植被。显然自然生态环境是非常有利于人类生活和从事农耕渔猎生产的。无论是新地里遗址出土的组合型石犁，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绸残片，还是多处发现技术水平较好的建筑遗址、水井、舟楫等，都说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具有比同时期其它地区更为先进的生产形态。也正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精神文化也相应比较发达。良渚文化时期显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礼制。人工堆砌的台地，有作为墓地、祭坛和宫室的三种可能性，无论用作什么，其形制、结构的不同都反映了等级的差异，而作为礼器的玉琮、钺、璧和部分陶器，其数量质量、规格、纹饰也足以“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神徽虽有大小繁简，其涵义也各有解说，但其基本形态的的一致性，说明良渚文化已由原始多神教向一神教进化，早期文明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和宗法政治已见端倪。
如前所述，较大规模的聚落（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已是“邦国”式的）有着较复杂的生产组织、政治结构和文化活动，所以管理者的分工会相对较细，管理中对信息交流和知识记忆的要求不能以口头表达为满足，尤其是大量的祭祀活动，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活动，需要由统治集团首领周围的“史”和“巫”用文字符号记载下来。良渚文化时期的统治者、贵族阶层必定由于物质的丰饶而尽情享受，而希望无限延长这种享受从而惧怕死亡敬畏神灵的心态，使迷信上升，迷信活动和与迷信有关的生产、建设项目大量产生。担任祭祀仪式的神职人员，必定是聚落中有智慧的人，知书知礼的人，是他们掌握着哪怕是数量有限的文字，（当然未必能发展到顺利地记录语言，只是图形和符号的混杂体；而祭祀等要求记录的内容也很有限，以农渔为主，靠自然资源吃饭的经济也未必需要有文字来记录知识、传承技能。）虽然如此发达的玉石文化、颇具规模的礼制文化暗示当时可能有比现在发现的更为复杂和大量的近似于文字的符号存在，虽然良渚文化与史有记载的夏文化在时间上十分相近，而夏代被孔子称已“有典有册”，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良渚文化刻符的确太少。除了可以认为有不少重要的文献被写在竹木丝帛上而由于年代久远已毁烂之外，还让我们想到随着良渚文化衰亡，良渚文化刻符（抑或已有初具规模的文字）也随之衰亡；但良渚文化如果不是全盘覆灭，而是走向别处与别的文化融合，则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刻符，也可能融入到了别地，进而成为后来形成的文字体系的某种基因。
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目前学术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可归为四类：一，“海侵”说。由于第四纪新构造运动，良渚地区有区域性的沉降，沉降造成的灾难；一是海水倒灌后形成大范围的海浸层，导致人们无法生存，二是山地冲下的洪水可能滞留腹地，破坏了农田房舍。二，战争说。史载代表中原的黄帝和代表东夷的炎帝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次战争有可能殃及良渚一带“邦国”；由于《国语》等多有“防风氏”衰亡的记载，而防风氏所存之时间、地域都与良渚文化相关，禹灭防风氏当然是武力行为，而良渚一带“邦国”也可能就是夏统一“天下”的战争所灭对象。三、“远征”说。有学者认为，作为颇有实力的良渚“邦国”，有可能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或者出于炫耀自己的先进文化，出于对外界好奇和交流的欲望，不断地对外输出人口与文化，甚至在发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时，大规模地移民。四，“内乱”说。由于良渚“邦国”内部要加强统治，贵族要追求享乐，非生产性部门多，又由于迷信兴盛，玉器生产发达，宗教祭祀活动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太多，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内战频繁，民不聊生，直至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他地。
其实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上述几方面可能程度不一地综合存在。但正如战争可以毁灭某一政权但未必能毁灭其全部的文化，而移民更能够主动的传播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相融，以形成新的文化。本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是孱弱的，其符形的原始单一，表意功能的局限和低下，使它缺乏较强的生存能力，如果没有其他的文化因子参与，以这些刻符为主体是很难进化到文字体系的。但也许正是战争和移民给这些孱弱的的符号带来希望。由于良渚文化本身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当时与别处相比也算得上是先进文化，尤其在礼制方面。具有这样辉煌文化的部族即使是战败者，也会由于文化而让战胜者惊羡而接受之。当然，代表了良渚文化中很多认识观念的刻画符号，也会在文化融合中被保留下来或保留其一部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承接关系或影响，这已被大多数学者认识到。明显反映在符号方面的，是二者都在器物上刻有鸟纹，而三尖台形体和阶台形体在良渚玉器和大汶口陶器上都出现，且形体近似。二里头文化中的刻画符号被认为与商代甲骨文接近，而二里头文化的许多考古遗存，被认为与良渚文化有关系。从地理位置上说，良渚文化向北、向西都有延伸便利。大汶口和二里头的符号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延伸与传播的物证。鸟，在良渚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象征作用，常在祭祀活动中以鸟纹祭天。或许是生活在江南水乡的良渚人生性浪漫富于想象，看着能高低飞翔的鸟，会认为这些与“天”最接近的动物能够为人们带来上天的信息与保佑，也能够传达地上人们对天的祈求。鸟的崇拜在早期中原、西北一带是不重要的，但炎黄大战后，鸟崇拜在中原、北方、东夷盛行起来。史载汉字发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取象鸟迹”，可能与崇拜鸟的东夷文化（良渚文化也在其中）的强大影响有关，这又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华夏文明产生因素的多元性。而鸟中之“王”——凤与集群兽于一形的龙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二大吉祥物。
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关于炎黄之战和之后中原与东部、南部族群的战争。由于良渚文化向北向西延伸的范围很大，经济、军事上的交往可以较多，而文化上的交流、冲突也极易发生。
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经过战争，生存空间得到了重新分配，最后在中原一带成为文化融合的最佳界面，而相应地政权中心也在中原建立，于是这一带逐渐成为最早“中国”概念的“中”。“中”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各种地域文化的交汇点、融汇处，而不仅仅是指地理位置。政治的中心必然也是文化的中心，是官方语言的产生地，当然也必定是文字的创制、使用、改造的集中地。无论是由于战争还是移民，中原一带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间集中了来自各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互相语言沟通有困难，而文字本来可以表意为主，于是各自搬出自己的表意图符，相互切磋，在将意思搞懂的同时，也对符号作了选择、改造。当然，做这些事的是一些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不少史、巫，由于职务的要求和交流的需要，也由于他们有时间、有学识，他们会化大量精力去整理改良文字。统治阶层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新兴的实用文字必须要符合这样二条；一、来自不同地域的人都能接受，都能使用，二、具有记载各种知识、讯息的功能。要满足这二条，就要吸收各地符号中有用的部分，经改良成为新的符号体系中的一员。本地域形成的符号、抽象图形，要表达复杂的意思未必够用，当时先进的智慧的“文化人”就会采取这样一些方法来改造旧字、借用旧字、创制新字：1、利用各地域原有的字符，这些字符有来自良渚文化的，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等等，其中能代表“东夷”文化这一重要文化成份的良渚刻符、大汶口刻符必然是重要的成员。2、根据相近造字法创制一部分新字。我们不能说那时已有与《说文》所指“六书”一样的造字方法，但“象形”“指事”必然是造字主要之法而“会意”“假借”之法也会比较早的被发现被运用。
在商代王族遗址出土的大量甲骨文，证明当时已形成较为发达的文字体系。如果仅靠商族先民早期少量的符号是不可能发展到甲骨文这一步的，各地符号的融合可能在商代之前已初具规模，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也只有这种“杂交优势”的成果才能使不同部族的人都能用，能记载来自不同地域的信息和知识，其自身也具有较好的生成、吸纳、聚合、变化功能。甲骨文的产生基础来自各地域部族文化的碰撞相融，各地域刻画符号的优胜劣汰和整理组合，所以甲骨文的合理程度和表意功能是空前的，其能够不断发展的生命力也是旺盛的。事实证明甲骨文的形成过程差不多也就是华夏各部族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甲骨文一步步发展为完善的汉字体系，而汉字对传播汉文化、凝聚华夏民族是起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良渚文化的衰落不是灭绝，而是融入了其他文化，最终成为在中华文化血脉中流淌的一部分；同样地，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也不是了无痕迹，它们融入了早期汉字，在甲骨文中包含了一定因素，所以也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参考文献：
（1）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引自：周澍《仓颉传说汇考》，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七期，1941年6月
（3）同（1）27页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页，商务印书馆
（5）李先生试释的原字见他的《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画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6）参见 任平《良渚文化刻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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